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

阅读是一个提高自身修养的好方法和一个好习惯，也是一种兴趣，不同的人对不同种类的阅读感兴趣。小编今天编辑了一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，供大家欣赏。

~蒲松龄自己称《聊斋志异》是一部“孤愤之书”。他通过谈狐说鬼，讲神论怪，宣泄和倾吐着自己对种种社会现实的满腔悲愤。书中涉及的社会问题林林总总，而着力最多的，还是“刺贪刺虐”，对官场黑暗无情地予以揭露。

“今日官宰半强寇”
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曾经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“夜叉国”人的对话，讨论了“官”是什么的问题。“问：‘何以为官?’曰：‘出则舆马，入则高堂;上一呼而下百诺;见者侧目视，侧足立;此名为官。’”这里对于官的描写，主要强调了他们安富尊荣、威风八面、颐指气使、睥睨群下的一面。那么，这些声名显赫、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行径和作为，又是怎样的呢?

“老龙舡户”指的是出没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盗，他们“以舟渡为名，赚客登舟，或投蒙药，或烧闷香，致客沉迷不醒;而后剖腹纳石，以沉水底”。但历任有司，对报案者“竟置不问”。一直到朱徽荫“巡抚粤东”，才把那些江洋大盗缉捕归案。对此，蒲松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：“彼巍巍然，出则刀戟横路，入则兰麝熏心，尊优虽至，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!”这段话讲得很清楚，那些泥塑木雕一样对百姓痛痒不闻不问的官员，其实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。可惜的是，这样暗无天日的政治，并不只是粤东一地。

《成仙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山东文登一位家道殷实的“周生”，因细故同“黄吏部”发生纠纷，黄仗势串通邑宰，将周生家的仆人“重笞”一顿。周甚感不平，“欲往寻黄”。周的一位好友“成生”力劝之，说：“强梁世界，原无皂白。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?”把当时的官宰说成大半是不打旗号的强盗，由这些人来统治，世界当然就是非不分、黑白颠倒。可惜周生不听，非要同邑宰去争个曲直，结果惹恼了邑宰，不仅把周生抓了起来，“搒掠酷惨”“绝其饮食”，还贿迫监狱中的“海寇”，“使捏周同党”，必欲置之死地。在严刑逼供之下，“周已诬服论辟”，最后全靠着“成生”多方营救，才得以“朦胧题免”。

在更多场合，蒲松龄常常把那些残民以逞的官员比作吃人的猛兽，悲愤地说：“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。即官不为虎，而吏且将为狼，况有猛于虎者耶!”《三生》一文描写了一位姓刘的孝廉，前生是缙绅之家，但“行多玷”，作恶颇多。死后始罚作马，继又罚作犬，最后则罚作蛇，后来“满限复为人”。借这个故事，蒲松龄发了这样一段议论：“毛角之俦，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;所以然者，王公大人之内，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。”这篇文字不但暗示“王公大人”们如果作恶多端，难免变成犬马之类，而且特别指出，其实“王公大人”之中，原本就有“毛角之俦”在。这段略显隐晦的话，如果说得直白一点，无异直指某些“王公大人”不过是“人面兽心”的“衣冠禽兽”。

大家都知道，《聊斋志异》写狐，其实是在写人。书中讲了这样一位狐仙，化作一位老翁，却并不隐秘自己的身份，有人来访，“无不伛偻接见”“独邑令求通，辄辞以故”。问其原因，回答说：“彼前身为驴，今虽俨为民上，乃饮而醉者也。仆固异类，羞与为伍也。”“饮而醉”是一个典故，原意是说，只要有钱，即使不喝酒也醉了，也就是见钱眼开的意思。驴之为物，体大气粗，表面威风凛凛，但扔给一点草料，也就“帖耳辑首”，实在同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。所以蒲松龄评论说：“以此居民上，宜其饮而醉也。愿临民者，以驴为戒，而求齿于狐，则德日进矣。”在这里，蒲松龄再一次把贪官污吏比作禽兽，明确提出“愿临民者，以驴为戒”，不要弄得连狐也“羞与为伍”。这可以说是对前面“王公大人”中不乏“毛角之俦”的呼应。

令人发指的“官贪吏虐”

《聊斋志异》通过一个个故事，将许多“官贪吏虐”“官虎吏狼”的具体情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《促织》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，所以蒲松龄不得不把时间设定在明宣德年间。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，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为“常供”的一种贡品。帝王的小小喜好，到了下边便变成按“丁口”搜刮聚敛的借口，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卖子，倾家荡产。对此，蒲松龄这样说：“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过此已忘;而奉行者即为定例。加以官贪吏虐，民日贴妇卖儿，更无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，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。”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，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。

对于这篇

~蒲松龄自己称《聊斋志异》是一部“孤愤之书”。他通过谈狐说鬼，讲神论怪，宣泄和倾吐着自己对种种社会现实的满腔悲愤。书中涉及的社会问题林林总总，而着力最多的，还是“刺贪刺虐”，对官场黑暗无情地予以揭露。

“今日官宰半强寇”
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曾经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“夜叉国”人的对话，讨论了“官”是什么的问题。“问：‘何以为官?’曰：‘出则舆马，入则高堂;上一呼而下百诺;见者侧目视，侧足立;此名为官。’”这里对于官的描写，主要强调了他们安富尊荣、威风八面、颐指气使、睥睨群下的一面。那么，这些声名显赫、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行径和作为，又是怎样的呢?

“老龙舡户”指的是出没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盗，他们“以舟渡为名，赚客登舟，或投蒙药，或烧闷香，致客沉迷不醒;而后剖腹纳石，以沉水底”。但历任有司，对报案者“竟置不问”。一直到朱徽荫“巡抚粤东”，才把那些江洋大盗缉捕归案。对此，蒲松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：“彼巍巍然，出则刀戟横路，入则兰麝熏心，尊优虽至，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!”这段话讲得很清楚，那些泥塑木雕一样对百姓痛痒不闻不问的官员，其实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。可惜的是，这样暗无天日的政治，并不只是粤东一地。

《成仙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山东文登一位家道殷实的“周生”，因细故同“黄吏部”发生纠纷，黄仗势串通邑宰，将周生家的仆人“重笞”一顿。周甚感不平，“欲往寻黄”。周的一位好友“成生”力劝之，说：“强梁世界，原无皂白。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?”把当时的官宰说成大半是不打旗号的强盗，由这些人来统治，世界当然就是非不分、黑白颠倒。可惜周生不听，非要同邑宰去争个曲直，结果惹恼了邑宰，不仅把周生抓了起来，“搒掠酷惨”“绝其饮食”，还贿迫监狱中的“海寇”，“使捏周同党”，必欲置之死地。在严刑逼供之下，“周已诬服论辟”，最后全靠着“成生”多方营救，才得以“朦胧题免”。

在更多场合，蒲松龄常常把那些残民以逞的官员比作吃人的猛兽，悲愤地说：“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。即官不为虎，而吏且将为狼，况有猛于虎者耶!”《三生》一文描写了一位姓刘的孝廉，前生是缙绅之家，但“行多玷”，作恶颇多。死后始罚作马，继又罚作犬，最后则罚作蛇，后来“满限复为人”。借这个故事，蒲松龄发了这样一段议论：“毛角之俦，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;所以然者，王公大人之内，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。”这篇文字不但暗示“王公大人”们如果作恶多端，难免变成犬马之类，而且特别指出，其实“王公大人”之中，原本就有“毛角之俦”在。这段略显隐晦的话，如果说得直白一点，无异直指某些“王公大人”不过是“人面兽心”的“衣冠禽兽”。

大家都知道，《聊斋志异》写狐，其实是在写人。书中讲了这样一位狐仙，化作一位老翁，却并不隐秘自己的身份，有人来访，“无不伛偻接见”“独邑令求通，辄辞以故”。问其原因，回答说：“彼前身为驴，今虽俨为民上，乃饮而醉者也。仆固异类，羞与为伍也。”“饮而醉”是一个典故，原意是说，只要有钱，即使不喝酒也醉了，也就是见钱眼开的意思。驴之为物，体大气粗，表面威风凛凛，但扔给一点草料，也就“帖耳辑首”，实在同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。所以蒲松龄评论说：“以此居民上，宜其饮而醉也。愿临民者，以驴为戒，而求齿于狐，则德日进矣。”在这里，蒲松龄再一次把贪官污吏比作禽兽，明确提出“愿临民者，以驴为戒”，不要弄得连狐也“羞与为伍”。这可以说是对前面“王公大人”中不乏“毛角之俦”的呼应。

令人发指的“官贪吏虐”

《聊斋志异》通过一个个故事，将许多“官贪吏虐”“官虎吏狼”的具体情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《促织》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，所以蒲松龄不得不把时间设定在明宣德年间。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，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为“常供”的一种贡品。帝王的小小喜好，到了下边便变成按“丁口”搜刮聚敛的借口，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卖子，倾家荡产。对此，蒲松龄这样说：“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过此已忘;而奉行者即为定例。加以官贪吏虐，民日贴妇卖儿，更无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，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。”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，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。

对于这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的介绍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阅读，给自己多一点的生活情趣。